[11] 参见赵振华《谈武周苑嘉宾墓志与告身——以新见石刻材料为中心》，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七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优*品?小+税?惘` `毋￠错^内-容-承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文献研究所李雪梅教授见告，苑大智、苑嘉宾父子总共有七通告身刻于碑石，原石由私人收藏，有拓片流出。

[12] 关于告身文书研究的学术史，可参看徐畅《存世唐代告身及其相关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3期；赵晶《论日本中国古文书学研究之演进——以唐代告身研究为例》，《早期中国史研究》第六卷第一期，台北早期中国史研究会，2014。

[13] 参见叶炜《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信息与权力：从〈陆宣公奏议〉看唐后期皇帝、宰相与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元和七年议与唐德宗至武宗时期的货币政策》，《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3期。

[14] （唐）元稹：《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第419～428、428～429、440～441页。.8^4\k/a·n¨s·h`u\.`c/o*m_

[15] 《册府元龟》卷六五八，中华书局，1960，第7883页。

[16]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2004。

[17] 参见笔者以下评述文章：《汉唐政治制度史中政务运行机制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古文书学与唐宋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分化与重组：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单元》，《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8] 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史》2008年第1辑；《下情上达：两种“状”的应用与唐朝的信息传递》，《唐史论丛》第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09；《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地方机构行用的状》，《文史》2010年第2辑。

[19] 例如日本大谷探险队获自新疆库车的《检校掏拓使牒状》，其定名中的“状”取自第4行“右奉开府状上”，而显得含混不清。^2\捌\墈_书`蛧? \哽+芯`蕞_哙*这应是一道“牒”文，“牒状”之说似无凭。见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类》（十六），日本国华社，1915，柏林社书店，1972。参见冻国栋《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管见》。

[20] 参见王孙盈政以下论文：《唐代后期的尚书省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1；《商量状的运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天下政本——从公文运行考察尚书省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地位》，《历史教学》2012年第24期；《论唐后期的尚书省宰相》，《历史教学》2014年第10期。

[21] 不过，北宋元丰改制后恢复三省与奏抄制度，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上报到尚书省的政务文书中，有用奏状者。参见周曲洋《奏钞复用与北宋元丰改制后的三省政务运作》，《文史》2016年第3辑。

[22] 郭桂坤：《唐代前期的奏事文书与奏事制度》，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3] 《册府元龟》卷一○二《帝王部·招谏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第1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