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和反应的情形，就如同歌迷聆听自己心仪的歌曲。其所获得的感受已非歌者（或歌曲作者）所能把握的了。一旦歌曲自歌者口中唱出，它就完成了其传播的任务，剩下的接受和反应的任务是由听者完成的。在听者接受的过程中，歌曲已被听者加入了更多时代或个人的元素。这些元素与听者个人的经历、环境、感情、家庭背景等因素有密切关系。这或可部分解释为什么歌迷如此迷恋歌者的原因。其实，这是歌迷把自己个人所获的审美感受强加到歌者身上所造成的。与其说歌迷迷恋的是歌者，不如说他所迷恋的歌者身上早已附上了听者自己创造的审美影像。这种审美影像是由歌迷在聆听歌曲时所构造的、极具亲近感且具有听者个性的审美感受。

当然，导致听者喜欢一首歌的因素很多，歌曲音乐的优美动人是其首要，其次才是其他。这里边，我们注意到，一首歌曲之所以吸引人除了曲与词的优美感人外，还与它的接受方式和接受环境有关。水村山郭、歌楼酒肆、田园边塞，不同环境下的“吟咏歌颂”、“倾听应和”定是有所不同。结合对于诗歌、文章优劣的评价，我们发现也有类似的情形。诗文的好坏优劣，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接受方式和接受环境。

第一节　北宋印本与文学关系辩证

——以北宋古文为例

一、书籍刊刻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鉴于文本阅读所蕴含的文学传播本质，我始终认为书籍刊刻与社会好尚、需求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就社会需求当中的文学消费（接受）而言，一方面，刊刻书籍对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的喜好与趋向也反过来影响着书籍刊刻的种类和数量。北宋熙宁四年，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一文中说：

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缙好佛，舍人事而修异教，大历之政，至今可笑。……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粥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苏轼文集》卷25）

苏轼所论，说明一时间的风尚绝对可以影响当时书籍刊刻和售卖的社会趋向。其他又如北宋穆修刻印韩柳集，起初未被接受，其中可能有原因多种，然而“不合时宜”却是最为主要。因为在北宋初年，科举考试和社会对文学的喜尚，不是韩柳文章，而是以杨亿等馆阁文人所作的“时文”。这类作文讲究对仗工整，用典绵密。台湾政治大学刘祥光引了辛弃疾应科举为例证，也认为当时士子考科举须读“时文”一类的参考书。只是对于“时文”的定义，说法稍有不同。刘祥光更强调了“时文”是一个随时代变化的概念，其撰文也是为了探究“时文的发展，研究它们对考试及社会的影响”(3)。而苏州大学罗时进则说：“‘时文’真正作为一个十分明确的文体类别概念是在宋初提出的。”(4)我们这里所讲的“时文”，主要也是指穆修时代的社会流行文章。穆修生活在北宋初期，这一时期若论文章流行，主要有两种样式：一则是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文体。此种文体继承了五代以来的骈俪，又多有学问典故加其身。另一则是以石介为代表的“太学体”，即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机会抹倒的所谓“太学体”的诗文。据《长编》（卷185）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