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元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精~武.晓?说*网· ·已!发_布￠蕞`新-章*洁`乙亥，国子监请以监学生束修及光学钱备监中修葺公用。从之。(20)

《册府元龟》（卷608）载有后周广顺三年六月，田敏献《五经文字》、《九经文字》印板一事。其文载曰：

先是，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汉时崇儒，有三字石经。唐朝亦于国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有刊立。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

将上述两段文字联系起来思考，可知当时国子监的资金来源有限，经费十分紧张。因此除了官府拨款资助外，国子监学生还需交纳“束修及光（或‘充’）学钱”以充公用。而后唐冯道等人在雕印经书之初，为了筹措雕印费用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册府元龟》（卷608）载曰：

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注。敏于经注，长于《诗》传，孜孜刊正，援引证据，联为篇卷，先经奏定而后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钱及诸司公用钱，又纳及第举人礼钱，以给工人。?第,一￠看!书.枉\ /已,发,布+嶵\芯?蟑/劫￠

由此可见，最初为了刻印《九经》，后唐官方曾先后从政事堂厨钱、政府各司职机关以及中举人的礼钱中拔出经费，以给付刻工的工钱。穷则思变，北方中原政权显然是从南方雕板印书的经验很自然地想到一个利用刊刻经籍“益教生财”的好办法。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后唐政府即“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21)。

政府允许国子监印卖书籍，一方面可用于国家用度，另一方面也使学校的经费得以补充，这的确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因为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既部分地解决了经费问题，也使书籍流传日广。久而久之，政策的施行也使雕印书籍的好处渐渐显露出来。其结果正如《资治通鉴》（卷291）所载的那样：“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这一点在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5）也得到印证。*6_妖~墈.书\罔′ ,唔?错·内¨容!其文载曰：

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五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虽极乱之世，而经籍之传甚广。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年刻本，委于兵火之余，仅存《仪礼》一部。

印板书籍除了可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外，其最大好处则是使书籍的阅读和传播范围更广，乃至后唐长兴年间的《五经》刻本传至北宋徽宗时期，影响泽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于是，书籍印刷与学校教育及科举之间互相促进的作用，也间接地影响和拉动了文学的兴盛繁荣。宋代无名氏《爱日斋丛抄》（卷1）曾记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

关于五代其他刻印图书典籍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事例详见以下《五代印刷事例简表》及其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