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瑜找了个椅子坐下，看到几个在社科院外事局仓库里见过的面孔，都是这次考察团的成员，他们正坐在一起吞云吐雾。

左边的张厂长点着烟，说：“我们厂现在问题不少，这次去日本，希望能学点真本事回来。”

“真本事？”右边的李厂长笑了，“人家日本人会把真本事教给我们？”

“怎么不会？协议都签了，人家日本的专家学者不是已经来我们这边了吗？”

李厂长弹弹烟灰：“来是来了，但是谁知道他们有没有藏私。”

这些厂长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在八零年代，出国访问是一块让所有人都眼红的“肥肉”，因为这里面的好处实在太多了，谁都想来分一杯羹，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把人塞进考察团，牵涉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

有些人出国访问，不是真的有什么工作需要。但你要问起来，他们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比如一个接触过外贸工作的人，突然说要带队去欧洲考察经贸合作；或者一个分管农业的人，非得去以色列学习滴灌技术。

“见见世面”的理由听起来很正当。你说他没必要去吧，他可以说“不出去看看怎么知道世界发展成什么样”；你说他浪费钱吧，他又能说“这是为了开拓视野，提高工作水平”，反正横竖都有理。

其实光说出国考察能拿到的出差补贴这一项，就足够让很多人眼红心热了。要知道在八零年代，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过百，而出国考察每天光补贴就能拿好几十美金。

换算成人民币，可能一天拿的补贴比国内一个月工资还多。这么一算，出去考察十天半个月，光补贴就能顶国内大半年的收入，这谁能不心动？

更何况别的地方都出去考察了，就你们这里没动静，有些人的面子上也挂不住。所以很多地方都是你出去我也出去，大家心照不宣地瓜分名额。

只要能进考察团，不仅能在国外开眼界、长见识，回来还能带一堆进口电器，更别说那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了。至于到底学到了什么，带回来多少有用的经验，那都是后话了。

正因为好处太多，想出国的人太多，考察团的名单反而最难定。有时候为了一个名额，能扯皮好几个月。要把这支队伍组建起来，那可真是费了老鼻子劲了。

唯一的利好，是日中经济协会方面相当配合而且积极。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企业面临出口压力，资金寻求海外投资机会。日本首相中曾根表示将加强与华国经济合作，并指示通产省提出对华投资意向书。日本财界建议华国在高附加值产业领域改善投资环境，设立出口加工基地以吸引日资。

1986年9月，领导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指出，中日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日本有的，华国缺乏；华国有的，日本缺乏。”领导呼吁日本从长远角度支持华国发展，认为中日贸易增长对双方均有利，并预言华国将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国内有了领导的发话支持，国外还有游资的投资需求，总的来看，北大很希望裴瑜这样的学生可以走出去，日中经济协会也很欢迎裴瑜这样的人才去日本访学，而且一桥大学甚至主动提出要邀请裴瑜，那就最好不过了。

至于考察团里各大厂子的厂长们，既然裴瑜的存在不会抢占他们的出国名额，他们对此的态度大部分是可有可无的，不反对也无所谓。

只有张志鹏厂长对裴瑜比较关注。